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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太极源流

    武当武术传人

    上世60年代的三次抗争(下)

    西安  路迪民

    编辑的话:

    太极拳是谁发明的?是中国武术史的重大事件。

    “太极拳是陈王廷创造”是唐豪、顾留馨信口开河,主观之见、不尊重历史的妄言之说。许多武术家、武术理论家、武术史研究家和广大的太极拳爱好者,包括港台和海外的太极拳爱好者,对此提出否定意见,连续发表文章批驳唐、顾的论点。对这些意见,中国武术权威界却视而不闻。为此,太极拳正本清源的抗争历经二十多年。2014年开头,本网站欣喜地转载了两位太极拳史学家最近发表的考证文章,让我们和本站读者、太极拳爱好者,第一时间看到尊重中华武术历史的史学家的赤子之心,揭开了被污染了的太极拳历史正本清源的希望。

    [ 正本清源现端倪-陈氏拳不是太极拳       当武术传人的三次抗争 ]

     

    接上期

    抗争的阵容及实质分析

    上述三次抗争,参与者都是武当武术的主要传人,由此也可看出这几场争论的实质。

    前文没有提到,然而是支持这场争论的一个统帅人物,他就是贺龙。

    作者:路迪民 练功照

    众所周知,贺龙是共和国的元帅,曾长期担任国家体委主任。他也是武术世家,自己还在1931年到武当山驻军期间向徐本善道总学过武当拳,与武当山有深厚的感情,对武当拳也有相当的了解⑨。顾留馨对贺龙有如下一段回忆,他说:

    1958年9月22日到10月7日,我在贺龙家教拳(路注:为贺龙夫人薛明教拳)。我一共去贺龙家八次,有七次贺龙都在边上观看练拳……我当场练了半套陈式太极拳,贺龙看后很内行地说:‘这是一种能够打架的拳,是属于气功拳的一类。我家祖上几代人都会武术,练的是武当派拳术。武当派是张三丰创造的,一个人对付八九个人不成问题,连老太婆都欺负不得,可有真本事。’我根据自己的考据,说‘张三丰是道教领袖,《明史》上没有说他会拳术,到清初才有这么说法。’贺龙听完,朝我一望,换了话题。⑩”

    顾留馨在此称赞了贺龙的为人,也道出了贺龙的武当派观点。后来他在文革初期的一张大字报写道: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,市体委党委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,颠倒黑白,转移目标,企图把我打成上海市体育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号人物……这不仅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,而且幕后还有贺龙的黑手。⑾”

    不错,贺龙确实是批顾的“幕后”指挥。顾留馨也在大字报中说:“1964年6月1日,体育报开展了太极拳缠丝劲问题的讨论,矛头对准我的太极拳著作。武术处毛伯浩来信说:‘贺总支持这个讨论,将不吝篇幅。’又据《体育通讯》1964年第五期载称:‘9月4日,贺龙说,在体育路线上也有两种思想,两条路线的斗争,’体育报‘要注意组织和刊登有关这方面的稿件。’”闫海在1967年4月的一份证明材料也说:“1964年6月,报上展开缠丝劲辨论之后,贺龙打电话指示体育报说,‘武术界有两条路线的斗争,缠丝劲文章发得好’。⑿”

    李天骥是著名武当派传人。1957年到国家体委武术处任职,1964年当选中国武术协会副秘书长。他先后组织创编了24式、48式、88式太极拳(以杨式为主,但不称杨式,学界称为“国家套路”⒀),对太极拳的推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,被国家体委授予“新中国体育开拓者”荣誉称号。简化太极拳是以国家武协武术处名义颁布的,在当时形势下,另起炉灶显然不合适。李天骥和很多推广者自然对此有意见。但顾留馨把很多要的看法都归罪于李天骥的挑拨,对李天骥恨之入骨。他曾于1964年6月12日和7月20日两次给国家体委党组书记荣高棠写信,状告李天骥。说李对他“心怀旧恨”,“两面三刀”,“一贯闹宗派”,“造谣挑拨”。把北京市武协1964年2月的一次委员会议(市武协主席李光主持,吴图南、李天骥、杨禹亭、孙剑云、崔毅士等人参加)对于缠丝劲的一些非议,说成李天骥“把武协作为他发泄私愤,闹宗派,植私党的场合。发动了亦官亦商的资产阶级分子,伪政权的小官僚,专爱吹牛的武术骗子,辞公职走单干道路的拳师,企图对我攻击。……暴露出一些人的阶级本质”。并且说“李天骥和父亲在抗战初期在东北流浪卖艺,后来在伪满机关穿老虎服,搞过肮脏事”。提请组织审察李天骥的历史问题。顾留馨还在1965年2月4日就北京市武协1964年12月的“缠丝劲讨论会”,向上海市体委党委告状,说“这个讨论会简直是审判会”,“武协是旧武师成堆的地方”⒁。这些告状信,恶意攻击我老武术家,把北京市武协说的一无是处,恐怕在领导眼中也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。

    徐致一是吴式太极拳的重要传人,第一个就缠丝劲向顾留馨发起质疑。但他对顾留馨仍很尊重。顾留馨在《总编五式太极拳的经过》中说:“1961年9月中,我去北京住出版社内写稿,曾同闫海访问了徐致一先生三次……徐先生是我在三十多年前学吴式的启蒙老师,现虽见解不同,仍然是诚恳热情地商讨问题的。”他在《中南海教拳始末》中也提到,唐豪去世后,“几位老师都叹息地说,唐豪的死,是中国武术研究工作的一大损失。徐致一先生说:‘看来唐豪未完成的工作,今后只有徐震、顾留馨去完成了。’”显然,徐致一对缠丝劲的质疑,是从学术观点,从大局出发的。他在北京市武协会上的发言说:“陈氏拳讲缠丝劲,我不懂得”,“我只是说吴式没有缠丝劲,没有说好不好”。作为一个正宗的太极拳传人,人家不讲缠丝劲,你硬让他贯彻,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吗?然而,顾留馨在给上海体委党委的告状信中说:“应该考虑讨论会(路注:指北京市武协的缠丝劲讨论会)的参加者是不是基本群众,特别是吴图南、徐致一,过去捧住褚民谊过日子的,今天,我们党员当权派应引为警惕的”⒂。顾留馨对于待他“诚恳热情”的启蒙恩师也如此“抓辫子”、“打棍子”,实在令人可怕!

    李经梧先生是陈式、吴式太极拳大家,也是众所公认的曾经名噪京津,功夫纯真,待人忠厚,把终生奉献给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太极拳事业的武术功臣。是我国第一部电影教学纪录片《简化太极拳》的示范者。李经梧《对缠丝劲等问题的看法》一文,详细论述了“运劲如抽丝”与“缠丝劲”的区别,认为“缠丝劲是陈式太极拳的主要特色之一,只有陈式太极拳的套路才能表现这个特色”。看过顾留馨《简化太极拳》一书的学员问他为什么不教缠丝劲,他也“试图把缠丝劲加在简化的太极拳内,经过郑重的试验,结果失败了”。简化太极拳是为了普及和推广太极拳而编写的,“此拳一出,太极拳运动以从来未有的速度和规模,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”,“如果把此拳繁化,加上运动量大的缠丝劲,年老体弱的人就不易学习”。这是多么实实在在的亲身体验和坦诚表述呀!而顾留馨竟然说,“李先生(按指李经梧)并进一步说成缠丝劲是难度大,动作繁复的,企图以此吓唬年老体弱者和神经衰弱者。这就不是对陈式拳无理解,就是别有用心了”,“李先生把编写‘简太’说成是‘果然,此拳一出……’渲梁了编写者的个人作用,而把党和政府积极倡导体育运动的作用,忘得一干二净。⒃”这些无端的、可怕的政治帽子,就是当年自称“党员当权派”的“论证”法宝。

    如前所述,《陈式太极拳》一书,先有李剑华、李经梧编写的初稿,交沈家桢、顾留馨继续成书。李经梧《自述》称:“1958年,受国家体委委托,由余和李剑华、李天骥、唐豪、顾留馨、陈照奎等同志共同编写《陈式太极拳》一书。其中‘陈式太极拳’传统一路动作说明,由余和李剑华同志执笔,由陈照奎拍插图照。完稿后因某些原因未能及时出版,此稿由顾留馨同志带走,在后来出版的《陈式太极拳》一书中被采用”⒄。据说该书在1963年初版的“编写说明”中,还提到李剑华、李经梧的名字,但在1964年再版的“编写说明”中,却把二李的名字删掉了。顾留馨的心胸和气势,由此可见一斑。

    支持徐致一观点的还有一个北京晚报记者赵任情。他于1964年9月23日在体育报发表过一篇《太极拳缠丝劲和抽丝劲的异同》,认为“缠丝劲不应强加在各式太极拳上”。还在北京武协1964年12月的“缠丝劲讨论会”上,说顾留馨写陈王廷是“明文庠生,清武庠生”,他查了怀庆府志和河南通志都没有。“陈仲甡作过乡兵守备,镇压过大头王、捻军,这是反动的”。赵任情可能早年当过律师,顾留馨就在给上海体委的告状信中说:“赵任情是旧律师,所谓‘考据’,实际上是一窍不通,旧律师包揽讼词的一套,只能以罗织、歪曲、诬陷为能事”。

    然而,正是这个赵任情,耗费半年时间,搜集地方志,证明顾留馨把《明史》中的辽东巡按御史陈王庭与陈家沟陈王廷混为一谈,写入《陈式太极拳》和《太极拳研究》中。赵文在《新体育》上发表后,顾留馨自知有误,遂在1965年6月寄给人民体育出版社和江青的《太极拳史料处理上的检查和对神秘化观点的看法》中做了检讨。说“赵先生的这个发现很好,帮助我纠正了误引史料部分的错误,有利于将陈沟陈王廷的历史恢复其本来的面貌。⒅”

    有趣的是,体育报社当年负责《五式太极拳》出版工作的闫海在1967年4月30日所写的证明材料:《我所了解的关于批顾留馨同志著作的前前后后》一文,其第一段就是:

    “关于《体育报》和《新体育》,国家体委黄中、贺龙、李梦华、李凯亭等人,在发起批判顾留馨同志著作一事,同有关方面积极进行了串连,情况如下”⒆。

    原来,批判顾留馨就是这些人“发起”的。贺龙的情况已如前述。黄中和李梦华都是国家体委副主任,李凯亭是《体育报》总编兼国家体委宣传司副司长。批顾的内幕,由此真相大白。顾留馨当时恐怕不可能知道这些内幕。

    从这些抗争者的身份及其观点,就可以明显看出,三次抗争的实质,就是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时代,武当武术传人对于武当派武术的悠久历史及其技艺的维护。在当时,张三丰创拳说已成禁区。正如顾留馨所说:“尽管宣传过张三丰仙传太极拳者如丧考妣地反对陈王廷造拳之说,但他们不再敢于正面提出张三丰仙传了。⒇”但是在缠丝劲问题上,这些传人决不向顾留馨让步,更不能让顾留馨将其强加于各个流派之中。缠丝劲是学术问题,技术问题,也是陈式太极拳与其他遵从武当的太极拳流派的核心区别,争论的双方对此都心知肚明,归根结底就是承认还是排斥武当武术之争。因为这个问题不涉及张三丰,武当传人在这个特殊时代,就特殊的问题,成功地捍卫了武当武术的尊严。

    顾留馨把武当传人对武当武术尊严的捍卫和对他的非议,一律归结为李天骥的挑拨,这才是真正的混淆是非。不仅是无中生有的捏造,也是对其他老武术家的人格侮辱。特别是作为共产党员,他不是团结老武术家,反而无原则地甚至歪曲地揪住一些老武术家的历史问题,企图把他们赶出历史舞台。这显然不符合党的统战政策,当然也不可能满足他的愿望。

    最后我想说,顾留馨是极左思潮的推行者,也是受害者。比如他查阅资料,整理陈氏家谱,本来是好事,但因家谱中有人镇压过农民起义,就被说成阶级观点模糊,为反动派树碑立传。顾留馨也为此做过多次检讨,文革初期还被打成“三反分子”。顾留馨在武术中的有关研究和武术书的编写上,也是有功劳,有苦劳的。正如他所说的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。如果他认真贯彻双百方针,尊重老武术家,真正地求同存异,而不是强加于人,徐致一等人对他也寄予厚望,《五式太极拳》的编写也不可能有阻力。徐致一在其签署的意见中甚至说:“如果主编人认为陈式的理论和要求最为丰富,主张用陈式的一切做根据,也未尝不是一种办法。但在文前至少要说明其它各式的理论和要求与陈式并不完全一致。(21)”这个要求绝不算过分。然而顾留馨一意孤行,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用陈式理论改造其他各式太极拳,“自以为在武术界展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,也有不怕得罪一大批遗老遗少的宗派门户之见的思想准备。(21)”说明在他的血液里,充满了唯我独尊的极左流毒而难以自拔。如果说顾留馨对杨式、吴式、孙式太极拳的技艺和原理,比那些终生研习的各派老武术家都高明,恐怕谁也不会承认的。

    三次抗争,武当武术传人取得了部分胜利。但在张三丰创拳问题上,当年只能保持沉默。时至今日,没有人敢说“他们不再敢于正面提出张三丰仙传”了,那些”神仙造拳“的棍棒,连同“党员当权派”的招牌,都已腐朽无用了。然而问题依然在争论着。相信今后的历史必然对过去的历史和历史研究做出公正的结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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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9)武当山武当拳法研究会,《贺龙与武当山》。《武当》创刊号。

    (10)顾留馨,《在贺龙元帅家里》,《档案春秋》2005年第3期。《太极拳史解密》之《中南海教拳始末》有载。

    (11)顾留馨的大字报是文革中的档案材料,文革后顾平反,将档案归还,现由其子顾元庄保管。

    (12)闫海,《我所了解的关于批顾留馨同志著作的前前后后》,文革后给顾平反时归还的调查材料,现由其子顾元庄保管。

    (13)李天骥主编的国家套路,与传统杨式套路有所不同,与传统大庆路也不好衔接。在50年代批判“唯技击论”的形势下,连拳击比赛都被取消了。国家套路强调舒展大方,重在健身,是时代的产物,无可厚非。此外,国家套路吸收了一些老武术家提供的资料,由李天骥定稿,但未注明李天骥编写,可以说是集体创作。而顾留馨在告状信中说李天骥要用国家套路推广“李式太极拳”,沽多钓誉,这种说法是不公允的。

    (14)顾留馨的三次告状信,均收录于台湾逸文武术文化有限公司2013年4月出版的《太极拳史解密》中。

    (15)褚民谊(1884~1946),国民党元老,汪伪政权核心人物。早年从吴鉴泉学习太极拳,提倡武术,创编了“太极操”。抗战胜利后被枪决。徐致一、吴图南曾给褚民谊的武术书写过序言,此举与褚民谊当汉奸毫无关系。

    (16)顾留馨,《从缠丝劲问题谈起》。《武魂》,2004年第2、3期,另见《太极拳史解密》。顾留馨原打算以此结束缠丝劲的争论,也就是由他下结论。但编辑部当年没有刊登,也不可能由他下结论。

    (17)李经梧,《自述》。《李经梧传陈吴太极拳集》,河北大学出版社,1993年出版。

    (18)顾留馨,《太极拳史料处理上的检查和对神秘化观点的看法》,《太极拳史解密》,台湾逸文武术文化有限公司出版。

    (19)闫海,《我所了解的关于批顾留馨同志著作的前前后后》,文革后给顾平反时归还的调查材料,现由其子顾元庄保管。

    (20)顾留馨1965年2月11日“致上海市体委党委”的告状信,见《太极拳史解密》。

    (21)徐致一,《阅读五式太极拳总论初稿后的几点管见》,1962年5月16日,见《太极拳史解密》。

    (22)顾留馨,《回忆关于太极拳的争论》,《上海武术》2004年第4期。另见《太极拳史解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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